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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病情交谈中，妈妈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小时候是能听得见的，我们喊他都是有反应的。好像是1岁多那年吧，因为发烧在我们那儿的小诊所输液。那次过后我们就觉得怪怪的，总感觉他不太爱搭理人，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儿子只有在我们说话声音很大的时候才能听得到。5岁那年，我们带小智去了医院，竟然查出来是听力障碍。”

之后几天，小智妈妈又来了办公室好几次，还是反反复复抓着每一个医生问：“我儿子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啊，有没有机会啊？后面怎么办啊？”每一次小智妈妈转身失落的背影都使我心里一揪。日常巡视路过病房的时候，我总不经意间来到小智所在的病房面前。站在病房门口，隔着几米远，我经常能看见小智妈妈给孩子打开饭盒。他们俩几乎不交谈，世界很安静，但二人的眼神里却又说尽了一切。

我也不知道，将来还能否得到他的消息，但他和妈妈的样子一直在我心头萦绕。在成为规培医生以来，我数次想用文字记录的这个病例，虽思绪万千，却皆滞涩于笔尖。这种滞涩感似乎也贯穿在住院期间的每一次互动中美国特黄特色一级二级调色，似乎有什么挡在我们之间，让我们身处在同一个世界，却又始终隔岸相望。这种感觉，不仅源自小智的听不清的耳朵和小智妈妈不会打字的手，也源自一些更深的东西。